西汉工匠发明了纸

　　纸的发明对人类的文化传播、思想进步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纸发明于何时，又是由谁发明的？近60年来，我国学界一直存有争论。2007年末，有关纸的发明又有两则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报道：一是河南博物院近10年的展览，“四大发明”只展出了三项，而将造纸术排除在外；一是11月由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人类“

今天，我们本着不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不把学术争辩演变为意气之争，提倡客观、严谨之学风的原则，刊发两篇观点完全不同的文章，以期引领读者对纸的发明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编者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厥功甚伟，举世公认。但造纸术何时发明于中国，则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近六十年来，大体有两种不同观点。其一认为东汉（25～220）宦官蔡伦（63～121）于公元105年发明了纸，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应当说在考古学新发现以前，此说千年来颇为流行。其二认为蔡伦之前西汉（前206～公元25）已有纸，主要依据现代考古发现，因而是西汉工匠发明了纸。这是从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1893～1966）在新疆罗布淖尔汉烽燧遗址出土西汉麻纸（前49）并提出西汉造纸说承袭下来的观点（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68页，北平研究院历史所1948）。1949年以来，两种观点开始交锋，各抒己见。除罗布淖尔纸之外，考古学家还于1957～1979年在不同地点发掘出了几批西汉麻纸（见表一）。出土的西汉纸比过去多了，且经科学工作者化验，西汉造纸说已有足够证据反驳蔡伦造纸说。

蔡伦造纸说虽流行较广，但在过去好几个朝代被学者多次置疑过，20世纪以来又为多次考古发现所否定，并非“历史定论”。

众所周知，创造历史的动力来自劳动人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但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作用与承认卓越人物的个人作用并不对立。同样，承认蔡伦的个人作用也不应以否定西汉劳动人民创造性劳动成果为代价。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为科学和技术开拓新道路的，有时并不是科学界的著名人物，而是科学界毫不知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实践家、工作革新者”（《列宁文选》，卷一）。造纸术就属于这种情形。

1981年，外交部、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报国务院批准，在加拿大、美国举办“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以图片、模型、复制品及现场演示为主，纸史部分就是以西汉造纸说来布展的。1983年由外交部和国家科委所属机构用英文编写而在美国出版的展览图册中说明，传统说法是东汉宦官蔡伦于105年发明纸，但在蔡伦以前的西汉“已有更早的造纸尝试”，并列举1933年发掘的罗布淖尔纸和新中国成立后新出土的灞桥纸、金关纸和中颜纸。根据外交部、国家科委领导的指示，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还为此书写了前言。他在《前言》中写道：

“中国古代和中古时期的科技成就显然不比其他文明区的成就少，在某些方面中国站在文明世界的前列，然而并未被记录下来，实际上所有的中国书都由贬低劳动人民的官僚学者写成，甚至在叙述技术成就时记载得过于简略，且常常含有错误。因此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包括有关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原始资料，通常比文献记载更可信和更详细。近30年(1953～1983)有关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很多成功的研究，与同时期新的考古发掘紧密结合，从这些发现中所获得的资料为研究中国科技史提供了可信的论据，并促进了在冶金、陶瓷、纺织、建筑和造纸这些领域的研究。”（Xia Nai.Foreword，China:7000 years of discovery，San Francisco，1983）。

夏先生还明确提到了用出土西汉纸研究纸史，比单靠文献记载更加可信并能取得成功。

在1987年“纪念蔡伦发明造纸术1882周年大会”之后，又新出土了放马滩纸和悬泉纸。当时轻工部的王菊华、李玉华二人说纸上所绘“不是地图”。1990年，在北京故宫文华殿举办了“中国文物精品展”。新出土的纸列入其中展出时，王菊华、李玉华带显微镜要求现场观察展品，确认为“丝织品残片”（王菊华等，《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第46～7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但经中国古地图专家曹婉如等对实物鉴定，确认为西汉纸质地图（曹婉如等，《中国古代地图集》，第一册，图19，说明1，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经我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胡玉熹教授检验，确认为麻纸。但轻工部纸史委员会副主任陈启新仅从照片就断定：“这不是纸绘地图”，“而是垫在棺盖与棺木间的附有黑线的绵絮”〔陈启新，西汉有纸报道科学证据不足，《纸史研究》，1989（6），第2～15页〕。考古学家何双全的回答是：“纸就是纸，稍具知识的人一眼就可看出放马滩纸不是丝织品。那不是纸又是什么？……”

这里首先要把纸的定义搞清。所谓纸，指植物纤维原料经机械（切断、舂捣）及化学（碱液蒸煮）处理，再制浆、抄造、干燥后形成有一定强度的片状纤维制品，供包装、书写、印刷等用。古纸质量有高下之别，但均可用于包装、书写，不管有无字迹。其微观特征是纤维纯而分散、作异向交织，纤维较短且有帚化现象。1964～1965年，我们检验时确认灞桥纸具有纸的特征，原料为大麻，间有少量苎麻，虽帚化程度较低，仍可定为麻纸〔潘吉星，关于造纸术的起源，《文物》，1973（9）：第45～51页)；潘吉星，谈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化学通报》，1974（5）：第45～47页〕。其他造纸工作者化验后也得出同样结论〔刘仁庆、胡玉熹，我国古纸的初步研究，《文物》，1976（5）：第74～79页；刘仁庆，《造纸与纸张》，第10～13页，科学出版社1977版；姚世嘉执笔，是谁发明了造纸法，《历史研究》，1976（5）：第76～81页〕。唯独王菊华、李玉华1979～1980年检验后声称：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不少纤维束横过整个纸面，长者达70mm”，同向排列多，“无分丝帚化现象”，不能以纸定论，是“乱麻、线头等纤维堆积物”，在铜镜下积压成片〔王菊华、李玉华，从几种汉纸的分析鉴定兼论蔡伦的历史功绩，《文物》，1980（1）：第80～84页；考古新发现不能否定蔡伦造纸，《光明日报》，1979-11-16〕。1980年，同属轻工部系统的苏州造纸厂工程师许鸣岐独立测得灞桥纸纤维长大部分0.3～1.4mm，纤维平均宽18μ，有压溃、帚化及异向交织情况，因而灞桥纸是纸，而非“纤维堆积物”，一堆乱麻也不能被铜镜压成几层薄片（厚0.1mm以下）〔许鸣岐，考古发现否定了蔡伦造纸，《光明日报》，1980-12-03；对三次出土的古纸的验证，《科技史文集》，1989(15)：第23～30页；《中国古代造纸术起源史研究》，第1～8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版〕。

为郑重而实事求是地认识西汉纸，1981年，我与其他造纸工作者和植物学家对灞桥纸、金关纸、中颜纸和马圈湾纸作了全面分析化验（见表二），得出与许工程师同样的结论，即灞桥纸是纸。王菊华、李玉华二人说该纸纤维束最长者达70mm是不可信的，文物部门不可能将整张纸给她们化验。她们又在纤维“折边”上作文章，说别人看到帚化是纤维“自然腐溃”的结果〔王菊华、李玉华，再论“‘灞桥纸’不是纸”，《纸史研究》，1985（1）：第31～34页〕，但与纸同时在镜下放的麻布纤维为何没有腐溃？日本造纸专家增田胜彦博士认为，关于灞桥纸中国学者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粗糙的麻纸……另有的学者主张是麻纤维的堆积物……我认为灞桥纸是纸……理由是，观察此纸显微照片时，指责它不是纸的人认为多数纤维（或纤维束）是长的、按平行方向排列。但我们可以断定，整体的纤维是杂乱排列的，其中一部纤维有明显的被切断的痕迹，而纤维被打溃的地方也是可以观察到的。”“反之，楼兰文书纸确实是用于书写的纸，观察其显微照片，也可看到没有打溃的纤维和原封不动的麻线的纤维。在比灞桥纸晚三百年的纸上还保留着不是纸的部位，可见早期纸加工程度低，因此观察到似乎不是纸的部位，乃是当然的事。”（增田胜彦，灞桥纸の化验结果に?すゐ讨论，《楼兰文书纸と纸の历史》，3.东京，1988；潘吉星氏への手纸，1988.12.8）至于金关纸、中颜纸和马圈湾纸，许鸣岐和我的检验都证明是可用于书写的更好的纸〔许鸣岐，考古发现否定了蔡伦造纸，《光明日报》，1980-12-03；对三次出土的古纸的验证，《科技史文集》，1989（15）：第23～30页；《中国古代造纸术起源史研究》，第1～8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版〕，放马滩纸和悬泉纸有字迹，不必再化验了。而王菊华、李玉华二人认为金关纸白度40度，帚化纤维达30％～40%，中颜纸与金关纸同，但却贬为“纸的雏形”。马圈湾纸白度20～45度，纤维有帚化，打浆度40°SR，有帘纹，显然是纸，却断代为东汉以后。她们鉴定放马滩纸为“丝织物残片”，悬泉纸考古断代有误（王菊华等，《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第46～7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版）。

综上所述，考古实践已经否定了蔡伦发明纸的错误记载这一所谓“历史定论”！

(本文编辑：朱岳)